2020-1-13 7:55:00

  1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其中着重提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充分说明,先进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稳增长的核心力量。新的一年,还要集聚要素资源全力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当前全球各国都将制造业放到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根据2019年12月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在美国、德国、日本之后,名列全球第四名,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为109.94,比2018年略有提升。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规模发展指数(55.16)为近年来最高值且持续位居各国首位,但质量效益(15.05)、结构优化(23.40)、持续发展(16.33)与美、德、日等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按照中央部署,新的一年,中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制造业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更能产生“定海神针”的能量。尽管从统计口径和核算口径看,先进制造业与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高技术制造业理当属于先进制造业的一个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虽然中国制造业投资维持低位,但高技术投资却保持较高的增速,显示制造业内生转型升级持续加速。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1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4.8%,增速比当年1月至10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加快运行的态势已持续6个月。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24.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6.5%;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4.2%。有专家分析,从2016年开始,无论是工业生产增速,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均处于领先地位,并成为整个制造业增长的动力源泉。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虽然和五年前比有所上升,但是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同时,尽管高技术制造业数量比例有所增加,但是跟产业升级、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相比,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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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3 8:02:00
  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融合,让我国的高质量发展获得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当下亟待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整体质量水平。

  在现代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密切相关,是与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先进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包括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等。仔细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并非简单的分工关系,而是互相融合、协同发展的关系。经济越发达,现代服务业尤其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就越高,这是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成了此轮生产性服务业高增长的领头羊,催生了跨境电子商务、城市配送物流、互联网金融、航运金融、数字会展等一批新业态,助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趋势更为突出。目前,全球制造业发展的趋势是由单一生产型逐步向“生产+服务”型转变,而作为制造业流程服务外包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则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便服务业主导下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大多表现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共融、协同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为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服务支持,有力促进了我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的加速转变。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3.3%。与此同时,新一轮税改及时打通了二、三产业间税收抵扣链条,大大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细化和融合发展。今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21.8%和8.4%,增速分别快于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14.8和1.4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292亿元,同比增长61.3%,高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速48.4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52.4%、57.9%和74.4%。今年1月至8月,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6%和10.6%,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3.1和1.1个百分点。最新的数据是,11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为50.2%,时隔6个月后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4%,比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除了得益于财政、信贷、项目集中落地和全国以及各地政策的精准有效实施之外,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也是重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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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8 7:53:00

  央行日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提出,进一步提高金融供给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既是对一段时期以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的肯定,又是对新形势下金融供给提出的更高要求。

  金融供给是指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为金融需求主体提供的金融供给产品或服务。金融供给的本质功能是服务实体经济,而评判金融供给总量和结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让金融需求者有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否有助于推进本国经济发展。平衡的、充分的、完善的金融供给一定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反之,一定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生了巨变,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受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以及市场结构的局限,我国金融业仍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整体来看,当前我国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新阶段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尤其表现在不能充分实现企业和居民对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的多样化需求等等。换言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制约我国金融运行效率提升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痛点。

  为提高金融供给质量,今年以来,管理层在全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增多,但是,金融系统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按高质量发展要求迎难而上,推动宏观政策有效实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加强,金融秩序不断好转,金融改革开放大有进展,实现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良好开局,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贡献。

  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央行在货币信贷及金融改革政策上更为精准务实。一方面,央行着眼引导中小银行回归基层、服务实体,于今年9月宣布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商行实施额外降准,释放资金约千亿元,并将相关城商行使用降准资金发放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让民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主力获得“精准滴灌”。另一方面,着力打通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例如,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就大有助于疏通市场化利率传导渠道,推动银行改进经营行为,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促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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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4 7:53:00

  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一体化正呈加速快跑之势。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体制架构的不断完善,以及一系列支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动融合发展政策的相继推出,显示推动联动融合,走向区域一体化,已成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发展的重要战略。

  由央行上海总部倡议推动、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与有关金融机构共同研究形成的《金融支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服务方案》上周正式发布。同时,国家目前正在编制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建设方案,鼓励科创驱动,实现联动融合发展。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体制架构的不断完善,以及一系列支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动融合发展政策的相继推出,显示推动联动融合,走向区域一体化,已成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发展的重要战略。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指以上海松江为核心,形成“一廊一核多城”的空间布局规划。“一廊”,即G60科创走廊;“一核”,即全球科创中心——上海,松江背靠上海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成为向东承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和先进制造功能、向西辐射江浙皖腹地的枢纽和要冲;“多城”,包括上海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九个城市,覆盖面积约7.62万平方公里。从2016年上海松江的1.0版本到2017年的沪嘉杭联动的2.0版本,再到2018年的沪苏浙皖九地区的3.0版本,在不断扩容升级的背后,是长三角科创驱动、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共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去年6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就《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达成充分共识,根据这项计划,长三角地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建成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创新引领的区域产业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G60科创走廊总体发展规划3.0版》《G60科创走廊松江宣言》及去年首届进博会上发布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协同扩大开放30条”,都是为强化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产业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做出的战略部署。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是当下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目前,该走廊已集聚七大产业集群龙头企业845家,2018年产值达2.6万亿元。拥有张江高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等42个科技产业园区的九城市2018年R&D研发投入达15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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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1 7:44:00

  数字经济给我国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推进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亟须形成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规律的系统化新理论和新方法,从战略全局层面谋划和布局经济发展,进而有效推动战略目标、发展理念、主要任务、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的互动融合和协调发展。

  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跨越,这可谓中国经济在当下呈现出的最大亮点。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历经“2G跟随、3G突破”,实现了“4G同步、5G引领”的历史性跨越,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全球第一。足见,数字经济已成我国经济的新动力。

  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过渡乃世界潮流。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深度运用,以及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个数字世界正在加速构建,通过对物理世界从仿真发展到全镜像,能极大提升人类开发数字世界和改造物理世界的能力。从工业经济变革为数字经济,其特征是以数据为核心重构生产要素,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这既是一个系统性全面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长期历史进程,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使命、目标、任务和模式。当前,为应对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规律转变,国际间围绕抢夺制造业制高点的竞争愈演愈烈,各国都在结合自身优势加强战略总体布局和理论方法创新:发达国家围绕新工业革命在对高端产业再调整再布局,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抓住从工业化向信息化变轨发展的重大机遇争取“换道超车”。

  就我国而言,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都是走在前列的。2018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了28%以上,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居全球第一。同时,我国工业通信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在主要领域和方向上实现了“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还有,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由2004年的0.56%提高到去年的1.06%,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了93.4万件,比2004年增长了29.8倍。一些技术已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迈进,比如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讯设备等产业都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工业经济正在与时俱进,朝着工业数字化乃至数字经济方向加速转型。这其中,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互联网体系的核心,是工业经济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枢纽,是支撑工业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置的载体,正成为推动工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达到59万台,工业APP平均1500多个,注册户数平均超过50万,2018年平台相关业务收入平均约为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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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5 7:51:00

  作为消费金融行业的主体,消费金融牌照公司的生态体系建设应继续通过丰富产品体系来实现,并在互联网推动消费金融发展的浪潮中更主动地拥抱技术,在获客、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更多使用技术,以提升服务效率及服务水平,并推动行业整体提升综合实力。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消费特别是新消费的增长对经济有强烈的拉动作用,在这其中,消费金融功莫大焉。为此,国务院8月底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20条提振消费信心措施,包括逐步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支持商品以旧换新,扩大成品油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新消费等金融支持,针对流通消费领域存在的一些瓶颈和短板,培育消费热点。

  当下所讲的新消费,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驱动及社会的变迁,消费品牌、消费人群、产品价值、交易场景的新变化。就新消费品牌而言,新一代消费品牌正在崛起。去年以来,国人目睹了完美日记、元 森林、HFP等一批超级新品牌的快速发展,这是成长于微信、淘宝直播、抖音、小红书、线下新兴业态等各类新渠道上的新一代“网生品牌”的代表。这些品牌中可能不再会产生可口可乐这样的巨头,但却具有小众消费品时代在最短时间内催生最大规模品牌创业的周期。再来看新消费人群。可以说,新品牌背后站着新消费人群:单身人群增加,催生单身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带动银发经济勃兴;农村消费增速高于收入增速,下沉市场消费意愿被激发。在产品价值的新变化上,高频刚需成了优质投资赛道,耐用品或从卖产品变成卖服务;同时,国货崛起,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还有,产品诉求多样化,功能性需求弱化,个性及情感价值属性上升。再来看交易场景的新变化,线上线下融合,线上流量红利消失,线下仍为销售主力;消费场景多元化,从物理空间及心智认知上抢夺用户;互联网巨头投资布局领域涉猎广泛,今年更加大了对物流领域全环节的投资布局,围绕“无界零售”战略,在线上线下业务布局。有的新消费互联网巨头将业务覆盖到门店、住家、旅行和出行四大场景。

  不断激发新消费潜力,增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应是当下最务实之举。

  在上周的第六届全球互联网经济大会上,斑马会员创始人沈丹萍摘得“2019互联网经济年度人物”大奖,并以“打开新消费的核心密码”为主题,和与会嘉宾分享斑马会员在挖掘用户需求,服务城市中等收入家庭领域的创新实践。斑马会员是生活服务APP(Zebra Prime),通过平台的合作对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生活化管家服务。可以说,斑马会员APP是新消费提供商的卓越代表。斑马会员APP是从做跨境开始,所以,其核心用户大多集中在各个省会城市,活跃用户年消费额能达到2万元到5万元,用户年龄层约在25岁到40岁之间,这也是家庭消费的主力人群。近几年来,斑马会员APP因应用户的需求,不断调整业务框架,从电商平台到现在逐步发展为相对比较完整的生态链,从斑马商城延伸到了线下的小区,还有商旅OTA捕鱼游戏教育、保险甚至定制化的个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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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9 7:53:00

   7月的社融新增规模和新增信贷等金融数据低于预期,有专家认为这形成了信用收缩局面。笔者倒认为,这只是短暂的信用结构调整,会促使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质增效。

  央行数据显示,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103亿元。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14.13万亿元,同比增长10.7%。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少增3975亿元;企业部门贷款增加2974亿元,同比少增352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219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67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284亿元。有专家分析,7月末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余额增速分别都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这种信用收缩主要受表外三项业务(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尤其是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与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下投资意愿减弱、短期贷款大幅收缩的拖累。同时,企业贷款增长放缓,也与近期在深入推进的信贷结构调整有关。贷款结构调整优化短期会影响银行业机构在各行业的资源投放占比,进而对总体信贷增长带来波动。还有,差异化房贷政策的作用,随着房地产信托业务与表内贷款的收紧,房地产端的信用派生力量减弱,也造成一定程度的信用收缩。但总体而论,上半年银行信贷结构总体合理,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其中最大亮点是支持小微企业的各项政策初见成效,普惠小微贷款增长持续加快。

  看最新数据,截至二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71万亿元,同比增长22.5%,增速比上季末高3.4个百分点。所以,即便7月出现了一定程度信用收缩,也不影响上半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况且,从长期看,贷款结构调整不仅能改变“间接金融优势”的不均衡金融结构,还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7月信贷增长回落,实际上与直接金融相对活跃有关。一些自身资质比较好的企业特别是央企,融资能力强、渠道广,加之最近债市价格比较好,所以更愿选择债市融资。

  可以说,当下的金融态势,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改革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核心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金融供给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金融供给,扩大中高端金融供给,有效解决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金融供给结构对金融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金融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此,管理层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的总体策略是,在宏观政策层面,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政策框架的相互协调配合;在中观体系层面,构建“两个体系”,即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微观操作层面,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金融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总体而论,上半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收到了成效。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市场利率保持平稳;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较快,信贷结构继续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及时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

  下半年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面临几大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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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2 7:59:00

  依据《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简称《要点》),推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成为债转股主力军、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渠道及提高市场化债转股资产定价市场化水平、加快推进市场化债转股资产交易等政策落实已进入倒计时。而在降杠杆已成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市场化债转股亟待银行与民企相向而行。

  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迄今快3年了,随着《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发行指引》等一系列相关法规、政策的推出,市场参与主体的逐渐增加,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也在快速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约2.4万亿元,实际到位金额达到1万亿元,资金到位率升至41.5%,涉及资产负债率较高的200多家企业。其中,今年以来市场化债转股新增签约金额约3900亿元,新增落地金额约3800亿元。目前已立竿见影收到的效果,主要是企业杠杆率持续下降。债转股在降杠杆、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恢复企业发展动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增强了优质企业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不过,数据也显示,这一轮债转股,民企参与债转股项目的市场占比不足7%。照理,支持民企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可降低民企财务负担,从而降低企业杠杆率,企业可轻装上阵,大有利于化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民企理该积极参与才是。民企参与债转股项目的市场占比低下,原因是民企存在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更“贵”的担忧。因为,表面看,债权转成股权后,企业似乎短期内财务压力小了。但实际上,与债权相比,股权投资由于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所要求的代价更高。还有,债转股虽然减轻了企业的短期财务负担,但需要企业在转股后有更大发展才能满足投资者的要求。在市场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原股东或控制人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比如将自身股东权益以低价或无偿转增给债权人)才有人愿参与债转股。这让企业倍感压力。

  从银行端看,一方面,参照《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定,银行集团及实施机构主动持有工商企业股权时风险权重为1250%,被动持有的股权两年内风险权重为400%,两年后为1250%。而普通贷款风险权重仅为100%,过高的资本占用使债转股业务无法满足必要的资本回报要求,难以通过银行表内自有资金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在债转股的实施过程中,银行也面临一定的风险。毕竟股权投资不同于债权,项目是要承担风险的,投资风险最终还是银行分担绝大部分;商业银行用正常类贷款实施债转股,使收益由确定性变为不确定性,而且还会减少当期收益;由于银行此前从未操盘过市场化债转股,对可能带来的隐性债务风险、债务偿还拖延的道德风险和银行坏账等各类风险,应对和防控能力尚显不足。这些都对银行债转股的积极性形成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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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5 7:58:00
  近日,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银行机构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通知》。笔者认为,这是管理层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将“房住不炒”落到实处,切实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具体体现。

  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其金融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链面临挑战。2015年底至2018年底是房地产市场高速扩张的时间区间,在此轮房地产扩张过程中,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扩张始于2016年,大多数中长期债务的时间都在3年左右,据此推测,房地产企业的有息债务将于2019~2020年进入集中兑付期。根据权威专家的计算,今年是还债高峰,有息债务总偿还额高达8.9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各项应付款,债务总额高达12.6万亿元。

  二是按揭贷款的违约风险将上升。2015年以来,通过按揭贷款购买住房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从全国总体数据看,2015年之前,每年新增加的按揭贷款(包括商业银行的按揭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占新房销售额的比例大约在40%左右,2016年和2017年这个比例增加到70%左右,这表明,居民买房的资金杠杆比例大幅度上升。在三四线城市购买住房的群体中,有相当比例是农民工,他们的工作不稳定,收入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些按揭贷款断供的风险将上升。

  三是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一旦房价大幅下降,将严重影响银行稳健经营,并有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况且,在信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房地产业的“虹吸效应”会对小微企业、先进制造业、科创企业等造成挤出效应。而且,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更易滋生投机行为,使资金继续“脱实向虚”,流向房地产市场,这无疑不利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提出的那样,房地产行业风险通过多种方式影响金融体系。尤其房地产涉及众多上下游行业,其发展状况会对这些行业的经营效益和企业偿债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金融体系风险状况和经济增长形势。展望2019年,一些“灰犀牛”性质的金融风险可能仍将会在房地产等领域释放,而能否控制住房地产风险是我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随后,8月2日,央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重申该定位。这也就决定了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以稳为主,房价不能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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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6 7:56:00

   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稍早时候在第四届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透露,央行正会同相关部委在京、沪、穗等十个省市开展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在制订方案之初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建立风险补偿和退出等机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沙盒。这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一次科技新突破:中国版监管沙盒为金融科技安上了“防护装置”。

  我国的金融科技业务发展迅速。据世界银行评估,2018年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指数排在全球第二位。随着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这又给予金融科技更多发展空间。在金融科技深度赋能金融业务的过程中,主流金融机构纷纷举起“数字化转型”的大旗,新锐金融科技“独角兽”已悄然崛起。但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尤其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的冲击影响深远,而且,金融科技在提供跨市场、跨机构、跨地域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会使得风险的传染性更强、波及面更广。未来的金融监管,在严密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支持金融创新,应尽量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取得平衡。显然,只有全面规划金融科技发展,推动监管与时俱进,不断健全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才能推动金融科技行稳致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就需要在监管科技方面加快创新,大力发展,也就是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监管与合规要求的科技创新应用,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事实上,监管科技不仅能提高监管效率,还能建立更好的监管体系,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系来更好地实现监管架构的目标,同时提升效率。监管沙盒正是未来监管科技创新发展条件下可被应用的监管模式之一。质言之,监管沙盒就是个“防护装置”,或“安全空间”,在这个安全空间内,通过适当放松参与实验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约束,能激发金融创新活力,实现金融科技创新与有效管控风险的双赢。这是目前面对金融科技最好的监管方式。

  监管沙盒机制原本就属于监管科技或者说金融科技监管的有效组成部分。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少国家都相继组建了专门的金融科技监管机构,引导、管理金融科技发展,并拟定了各自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8月,英国财政部提出金融科技振兴战略。2015年8月,新加坡政府在新加坡金管局(MAS)下设立金融科技和创新团队(FTIG),在FTIG内建立支付与技术方案、技术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实验室三个办公室,并投入2.25亿新元推动《金融领域科技和创新计划(FSTI)》,鼓励全球金融业在新加坡建立创新和研发中心,全面支持地区金融业发展。英国是最早提出监管沙盒的国家。2018年7月,美国亚利桑那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实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州。本月上旬,美国犹他州商务部门宣布推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可能入选犹他州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企业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信贷扩展、P2P贷款、转账、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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